优秀的跨国公司在环境保护领域也扮演了示范者的角色，对它们来说，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往往也意味着更多的市场机会。

　　任何熟悉自己历史的西方人都能理解，中国乃至亚洲正在经历的环境恶化是怎么回事。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欧洲和北美的工业现代化历程同样曾给这两块大陆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环境问题。直到严格的环境立法——间接导致大量制造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更为清洁的科技被广泛推行，伦敦城那浓得像“豌豆汤”一样的黄色烟雾(pea-souper)才终于消散，流经欧洲主要工业城市的河流里，消失了一百多年的鱼才又重新出现。

　　事实上，一些西方学者正指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有可能可以避免重复西方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作为最佳榜样，日本已经在1970年代通过推行极为严格的排放标准极大地改善了空气质量。在印度，新德里的执法者和积极的环保人士已经让这个曾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改变了模样。而在中国，政府对环保的重视在过去两年中在“绿色GDP”、“和谐社会”、“环评风暴”等广受注目的议题中充分得到体现。

　　物质条件更富裕的人们自然会开始关心环境和健康。随着经济的增长，这一趋势在中国也开始出现。同时，外部的压力和动力也是推进中国环境改善的重要力量。为了在2008年举行奥运会时树立一个健康的形象，北京也在投下重金引入先进的技术改善环境;沙尘暴和温室气体排放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使政府面临国际上要求中国改善环境的压力;而随着跨国公司的大量涌入，先进的环保技术和理念也随之渗入。如同在制造、研发、管理和经营方面一样，优秀的跨国公司在环境保护领域也扮演了示范者的角色。当然，并非所有的跨国公司都是优秀的榜样，已经推行严格环境法规的国家中那些缺乏责任感的企业转移到法规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环境代价也相应转移。按照社会学家大卫·哈维的说法，这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弹性模式。最近的印尼金光集团云南毁林事件是这类效应的典型体现。

　　对这些起到示范作用的先行者来说，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意味着众多市场机会的出现。根据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的数字，污染治理在中国已经形成200亿美元的产业，并以每年20%的速度快速增长。“未来的5到10年将是中国环境保护产业的黄金时代，”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信息部主任李宝娟说。

　　清洁世界从垃圾开始

　　在广东北部的南岭群山里，一个叫作上坝的小村庄在历史上因为山青水秀气候温和，在民谣里被传唱为“不愁吃来不愁穿”的世外桃源。现在，这里却成了远近闻名的癌症村。19年里，有340多人死于癌症，2003年31个死亡人口中，有14个死于癌症。他们的噩运来自附近的矿山。1970年代初，广东政府到此开发多种金属矿藏，毫无保护措施的露天开采导致水质恶化，农田土质含铅量超过国家标准44倍，“鸭子放进河里不到两天就死了，”村民说。

　　从上坝村往南200多公里，在广州郊区的太和镇，则坐落着中国目前最先进的垃圾填埋场。这座由全球最大的环保企业威立雅环境集团(Veolia)旗下的奥绿思(Onyx)公司投资5.4亿人民币与政府合作建造的垃圾填埋场，现在处理着广州市全部的固体垃圾。每个小时有140辆卡车排队来到这里，带来1000万城市人口每天产生的7000吨垃圾。

　　奥绿思为每辆卡车配了智能卡，记录车里的垃圾重量。填埋场中的德国进口织物可以阻挡垃圾中有毒的渗滤液渗入地层，进入地下水系统。奥绿思每天从垃圾中过滤出1300吨渗滤液，中和其毒性的化学过滤系统是整个垃圾处理项目中耗资最大的部分。而在中国大多数的垃圾处理场，根本没有过滤渗滤液这道工序。“目前中国大陆拥有的真正符合国际标准的垃圾填埋场很少，大多数城市拥有的只是简单的抛弃垃圾的场地，”威立雅环境亚洲区总裁兼奥绿思亚洲CEO穆桥石(Jorge Mora)对《环球企业家》说。去年，作为政府的环境样板工程，太和的垃圾填埋场接待了全国300个城市的代表参观。

　　分离垃圾产生的沼气是另一项高成本的项目，为了避免沼气进入大气破坏臭氧层，需要将其分离然后焚烧。目前，太和已经建成一座日处理能力为1000吨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奥绿思为其提供营运和维护服务。分离沼气后，垃圾被干燥、去臭、封装，最后被填埋或作为填充材料用于美化填埋场周边环境。

　　威立雅环境集团早在1992年就涉足大中国区市场，最早进入的地区包括澳门、台湾和香港。威立雅环境旗下经营垃圾处理的奥绿思公司在澳门和台湾拥有四个大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主要通过“建设-拥有-经营”(BOO)和“公私合营”(PPP)的方式进行。在香港，奥绿思通过收购本地的垃圾处理公司进入该市场，经营包括垃圾填埋、危险废弃物处理、垃圾收集和转运等业务，每天处理超过8000吨的生活和工业垃圾。

　　1999年，奥绿思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项目——广州大田山填埋气体发电厂开始运营。随后，奥绿思在中国垃圾处理领域的业务全面展开，在杭州、广州和上海，奥绿思共建设和运营着三座填埋气体发电厂，在上海老港的填埋场四期项目接受上海每天60%的垃圾处理，在天津还合作运营着一座危险废弃物处理中心。

　　除了垃圾处理，威立雅在中国做的最大的业务是水务。威立雅水务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是1997年6月以BOT方式(建造-经营-移交)在天津凌庄用3000万美元改造的自来水处理厂，该项目使威立雅水务获得了20年的营运资格，服务天津的400万人口。之后，威立雅水务又先后在成都、天津、宝鸡、青岛、深圳、珠海等城市签了15年到50年不等的BOT合同。

　　2002年5月，上海政府选定威立雅水务为合作伙伴经营和维护浦东商业区的自来水服务。根据这份50年期的合同，威立雅水务出资2.66亿欧元取得合资企业50%的股权。2003年9月，威立雅水务拿到了北京与外资水务公司签订的第一份长期外包合同——卢沟桥污水处理项目，这是北京为2008年奥运会建设的一系列污水处理厂中的第一座。

　　环保项目在世界各国都是政府主导的项目，在中国也不例外。威力雅在中国运营的众多项目有采取OMM方式(即不投资，只运营和维护)、BOT方式，以及合作经营的方式，政府负责投资建设和运营，威力雅提供服务。

　　威立雅涉足的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投入大，收益周期长。穆桥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02年中国一年产生的垃圾是1.7亿吨，并以每年11%的速度递增，而中国的人口增速是6.5‰，垃圾的增速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同时，发达国家每人每天产生的垃圾是1公斤，而中国只有0.4公斤;况且目前官方统计，全国完全卫生处理的垃圾的比例是50%，据估计真正无害卫生处理的或许只有10%。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环保市场空间非常大，而本土的环保工业仅仅是刚刚起步。“我们在中国市场占有领先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穆桥石对记者说。反观国内，全国9000家环保企业中的大部分都是民营中小型企业，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研发力量薄弱，成长也比较缓慢。

　　“我希望在将来我能够遇到真正的行业内的对手，真正懂得怎么去做这么一个行业的对手。我觉得政府应该把好关口，不然的话，让一些没有真正知识的企业进入这个领域之后，产生的贻害后果可能一两年内看不到，但是时间长了就能看到了，”穆说。

　　节能的中国机会

　　作为农业大国，如果中国出产的蔬菜和水果在运输过程中就损耗一半，其经济损失会是天文数字，不幸的是，这确实是事实。目前，由于贮藏和运输条件落后，中国每年果品腐损近1200万吨，蔬菜腐损1.3亿吨，按每公斤1元计算，经济损失超过上千亿元人民币。而在欧洲发达国家，这类损失的比例只有5%。对于欧洲最大的制冷/供热产品企业丹佛斯(Danfoss)来说，这既让人痛心疾首，又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机会。在欧洲，丹佛斯先进的“冷链”技术对于果蔬的保鲜居功至伟。“冷链”，指的是从产地到消费者手中的整个物流过程中完全使用冷藏的端到端制冷技术应用，它包括制冷压缩机、温控阀、电子监控系统和冷藏技术的一整套系统解决方案，对于果品蔬菜，尤其是对肉类食品，冷链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损耗。

　　“可惜的是，中国的农副产品生产者还没有意识到冷链技术的重要性，”丹佛斯全球CEO雍根·克劳森近日在北京对《环球企业家》说。虽然市场空间广阔，但由于中国的农业生产普遍规模小而分散，技术应用的能力和意识都比较落后，推广冷链技术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同所有与环保相关的产业一样，克劳森也希望通过与政府合作来推动这项技术的应用。他的想法在在华跨国公司中颇有代表性，“政府应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保政策，这对真正有竞争力、符合国际规范的企业有利，同时也会促进新兴绿色产业的产生。”这就是性格略显内向的丹麦人克劳森频繁地来到中国，会见政府官员，参与那些只有消费品公司才热衷参与的福布斯、财富论坛等公众活动的原因。

　　尽管目前中国市场环境差强人意，雍根·克劳森还是将这里视为丹佛斯的“第二家乡市场”，并亲自担任丹佛斯中国董事会的主席，频繁巡视中国市场。毕竟在丹佛斯的业务领域，中国潜在的成长空间在全球无出其右者。在它的另一擅长空调压缩机市场，丹佛斯已经实现了巨大的增长，2004年其制冷空调部完成销售额4.28亿人民币，2005年预期将增长近100%。它在这一领域的领先技术包括无油压缩机和以二氧化碳作制冷剂的“绿色压缩机”，对于正在努力提高利润率的中国家电企业，这些更为先进的技术具有显而易见的吸引力。克劳森透露，丹佛斯已经开始与海尔接触，商讨在空调研发上的技术合作。

　　在节能和使用可替代性能源方面，总部位于印第安纳州哥伦布市的美国康明斯发动机公司(Cummins)是汽车发动机领域的领先者。康明斯是屈指可数的参与制定美国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商业公司之一，它已经在中国投资了1.4亿美元修建工厂，生产清洁尾气柴油发动机，供推土机、挖掘机和公交车辆使用。康明斯还向中国出口使用天然气的发动机，用在被称为“京华巡洋舰”的北京公交车辆上。今年5月，康明斯开始在中国市场推出符合欧IV排放标准的柴油机，以此拉动技术的升级换代，排放标准与欧洲同步。而我国到2008年才在全国强制实行欧III标准，而推行欧IV标准的具体时间表还未出台。

　　作为核心价值的环保

　　每当有参观者来到位于上海浦东的杜邦农业化学有限公司厂区参观，王建平总会问他们，这和你想象中的化工企业有什么不同?作为这座工厂的主人，上海杜邦农化总经理王建平自己总是为厂区新鲜的空气感到自豪，“根本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和化工有关的工厂。”在这座工人都戴着安全帽和防护眼镜的戒备森严的工厂周围是巨大的草坪，在傍晚和清晨，偶尔你甚至可以看见黄鼠狼之类的野生动物在草间出没。厂区的池塘里还养着鱼，水源是经过处理的工业废水。鱼儿在水中欢快地游动，水很清澈。

　　上海杜邦农化的母公司杜邦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化工企业之一，同时也是全球公认的“最安全的公司”之一。身处环境问题非常敏感的化工工业，杜邦的环境安全管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价值。1990年代初，为了顺应日益增加的环境责任和废物处理的需要，杜邦在全球每年投入10多亿美元用于建设、运转废物处理设施以及环境研究开发活动。目前，杜邦公司每年都要花费1亿美元用于环保。上海杜邦农化在投产前已对厂区附近的水质做过多达186个数据的系列化检测，投产后，每年付给复旦大学生物系27万美元，用于对厂区周围的生态和树木的生化检测;此外，杜邦农化还将投资的1/4用于环保。

　　杜邦农化的工厂里，为了避免粉尘飞散，生产设备都被置于负压的环境中，也就是说自然空气流动的方向只能向内，排气口则设有包括活性炭吸附的三层过滤层，以保证处理之后的气体对环境完全安全。在合成部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甲苯蒸汽通过液化气燃烧，完全变成水蒸汽和二氧化碳后才排放出去。“要是按照国内的标准，你肯定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是在烧钱，”王建平对《环球企业家》说，“我没有具体去算过我们花了多少钱，但我们要开动相关生产设备，就必须要先开动环保设备，这都是计算机控制的。”

　　用来养鱼的工业废水，则经过化学处理、生化处理和活性炭吸附三道工序的处理。用过的活性炭则作为固体废物运到上海市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上海杜邦农化在1998年获得ISO14000环保认证，是中国农化企业中的第一家。

　　除了自身的环境管理，杜邦的另一个环境目标是，“假如我们不能安全地运输和储存，或者客户不能安全运输、储存和使用我们的产品，我们都不会销售、运输这些产品，”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梅珠对记者说。

　　方梅珠在杜邦生产工程塑料的深圳工厂工作时，曾有购买杜邦的塑胶粒的客户用普通卡车来装货。“他要求我们把这些塑胶粒直接放在车上，而且超载很多，我们不同意。我说杜邦必须确保产品的安全运输，否则我们的产品就不卖给你，”方回忆说。结果是，客户接受了她的建议，重新派来了货柜车装运。在采购上，杜邦对供应商的产品也有自己的环保安全要求，“这不是任何供应商都会接受的。”

　　“在任何一个地方投资，环保都是杜邦的核心价值，”方梅珠说。对于杜邦旗下的企业，都会定期做三个方面的评估：首先是企业自身的评估，然后是总部派人来做评估，最后，还会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作评估。

　　王建平不愿意将杜邦自己的评估标准与中国现行的环境标准作比较。“杜邦农化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符合中国的法律是基本的要求，不然我们没法子在这里运作，”他说，在美国，杜邦的安全标准是同行业平均水平的10倍。

　　从长远来看，王认为中国的环保政策一定会和国际标准走向融合，而这对国内的产业会有很大的促进。他同时指出，实际上中国目前在环境保护上的法规标准并不一定比国外低，重要是执行，“关键在于各地的部门和企业是不是很好地执行这些法规。”

　　绿色新生意

　　“化学革命已带领人类走过了很长的路程。但是我相信，化学品的使用有其自身局限性。一个将引领我们达到更高发展阶段的新的模式正在浮现，这就是生物模式。”诺维信公司(Novozymes)总裁兼CEO斯蒂恩·李嘉德(Steen Riisgaard)在2002年底这样预言。

　　如今，全球最大的环境微生物制剂及配方开发制造商诺维信生物公司已经在中国的酶制剂领域占有52%的市场份额。借助于酶的帮助，燃料工业中的生物革命已经展开。在玉米茎、稻秸秆、草料或锯木屑等有机废料里添加酶制剂制造出的乙醇，正在替代传统的化工燃料。同样用这些农产品生产出来的酒精可用来取代汽油中的化学添加剂，如甲基叔丁基醚。美国正大规模地开展这一项目，2003年加州已淘汰了甲基叔丁基醚，几年内美国将有14个州淘汰这一化学品的使用。

　　生物酶制剂在减少现今工业生产中的污染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与此同时，生产酶制剂过程中排放出来的大量生物废料却成为很多工厂头疼的难题，尤其是在填埋成本越来越高的今天。诺维信生物公司在中国每年排放的生物废料就达2万吨，平均每天60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