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如果去问一个美国人，他(她)可能会朝你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我想呀，但住在小城镇的我这一家子，没有汽车，寸步难行啊，再说这里开辆车也不是太贵。”

　　如果去问一个丹麦人，他(她)也许会指着手里的自行车，笑呵呵地说：“为什么不呢!这里开车的成本实在不便宜，而这里的自行车道修得四通八达，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况且还能锻炼身体。只有在要去另外一个城市的日;十候，我才会考虑租辆车开过去。”

　　如果去问一个中国人，他(她)或许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你：“我还没有过上开车兜风的日子，你就让我放弃这种人生梦想，是不是太超前了。毕竟，开上一辆心仪的小汽车，不仅可以带来自由、便捷这些好处，而且也代表着富有，起码先等我过一段有车的生活，再来做其他的考虑。”

　　20世纪初，当亨利·福特将第一辆T型车推向市场的时候，他改写了当时拥有1 800万匹马和8 000辆汽车的美国的历史，也将20世纪推向了“车轮上的世纪”。与此同时，人类再次显示出战胜自然的“勇气与智慧”，在地球的表面刻画出交错纵横的公路，演绎了“条条大道通罗马”的真实版本，并开始漂洋过海到处寻找驱动车轮的“力量”。

　　如今，你让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放弃拥有汽车的生活，未免太不现实。我们曾经遇到一位英国《卫报》的资深记者，他希望尽量减少个人的碳排放行为，他把自己的驾驶执照扔了、车子卖了，但作为一个一天到晚到处飞行的记者，他很是为难，“要是有可能的话，我真希望能步行到中国。”谁也无法做一个彻底的“环保卫士”，除非你与世隔绝。

　　然而，被称为“自行车市长”的哥本哈根市长邦代这样说：“你如何感到富裕呢?是因为汽车吗?汽车会引起很多问

　　题——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孩子的安全……还是你会觉得这样更富裕——身边是绿色的公园，孩子自由地玩耍，人们不会遭受噪声和空气污染的困扰。这需要公众的讨论，我们进行过很多这样的讨论：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城市和生活?”

　　当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放弃汽车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既能满足生活需要，又能与环境和谐相处，还能推动商业进步的解决办法呢?

　　2005年，一年一度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这个最富盛名的高端商业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向世界各地的商界、政界和学术界的领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BetterPlace)’，在2020年之前，你们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也是你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当时正在德国SAP软件公司担任高管的以色列人夏嘉曦，以“全球青年领袖”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论坛。他领导“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小组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燃油汽车是这个星球所面对的最大威胁，也是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它们遍布在世界各地且数目庞大。

　　对于曾经连续创办3家软件公司、把创业当成是生命第一要义的以色列“神奇小子”夏嘉曦来说，找到问题的症结仅仅是一个开始，他更喜欢解决问题。他是个怀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商业上创新才能为这个“困境”找到出路。

　　他最终放弃了在SAP的远大前程，专心投入到“更好的地方”项目中去，项目的名字直接取自于克劳斯·施瓦布的问题。“更好的地方”项目的核心是要建立一个电动汽车网络，这个网络类似于移动运营商的网络。电动车相当于手机，而电池相当于SIM卡，“更好的地方”这一项目为用户提供的是服务而不是产品。用户按照实际行驶的里程付费，或者购买包括一定里程的套餐，就像移动运营商提供的套餐一样。这个项目会在公路边设立一系列充电站，供用户充电或者直接更换已充好的电池。

　　听说过这个项目的人，一般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过于复杂，这个项目要牵涉众多的参与方——需要政府的场地或“牌照”支持、风投资金的参与、汽车厂商以及汽车上下游产业链的协调、用户的支持……另外一种是：这是一个有机的“商业系统”，当系统上的各方都能参与进来的时候，这个系统将会发挥巨大的力量，远远超过所有单独参与对象的力量总和。

　　夏嘉曦的雄心与执行力，让“更好的地方”这个项目在以色列落地，并逐渐把触角伸人丹麦、澳大利亚、美国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以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他正在用实际的行动告诉人们：绿色意味着未来的商业机会，既能够推动创新，又可以创造商业价值。他所倡导的商业模式，不仅表现于企业内部的竞争力，还需要与“外部的权益攸关方”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开放系统。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真正可持续的商业模式，除了关注企业本身的赢利，也会为企业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福利，而不是索取或是伤害。

　　其实，早在10年前，夏嘉曦们的亲身实践，已经被保罗·霍肯这样的生态商业学者提出过：“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设计问题，而不是一个管理问题，需要重新建立一个商业和生产体系。”他认为，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在这样的模式中，企业“对社会负责”是自我推动的，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原则一致，而并非来自于道德或规章约束。

　　曾经有人提出过一个关于超速车的比喻——我们正坐在一辆朝砖墙撞去的巨大汽车里，大家只知道不停争论要坐哪里才安全。如果我们把速度放慢，尽管我们能为自己争取额外的时间，但结果这辆车还是会撞到墙。所以，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新的目的地，把车的方向调转。

　　那个目的地就是“生态型社会”。在这个调转方向的过程中，企业、政府、NCO、投资者、设计师、个人都是整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这样的言论在一些还在为生计而发愁的国家或是正在崛起的那些经济体的人们看来，也许有些不屑——凭什么用环境的借口剥夺我们发展的机会，你应该去和那些正安享舒适生活的富国富人们说说!

　　然而，这不是借口。不管你生活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的环境真的越来越令人不安了——夏天越来越热了、喝上干净的水的代价越来越大了、动物的种类越来越少、食品安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触目惊心的新生儿畸形率、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就像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他的新书《我们的选择》里的一首诗所言：“一个脆弱的九月很快到来，一个漂浮的大陆消失了，在午夜的太阳之下。蒸汽升起来，当高烧陶临至酸海……”“诗人”戈尔对世界末日的描述令人不寒而栗，他像个传教士一样用“预言”警醒世人。